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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纯华：他是化学界的大腕，也是稀土泰斗徐光宪的弟子。他长期从事中国稀土分离理论、应用及稀土功能材料研究，实现了高纯度稀土的大规模工业生产。他从北大讲师到中科院院士,从南开大学副校长到兰州大学校长，是学生眼里学养深厚、温文尔雅的好老师。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高等教育的进步是巨大的
陈志文：大家常用一个形容词——波澜壮阔，来描述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您对这四十年，有什么样的感受？
严纯华：波澜壮阔往往比喻声势雄壮或规模宏大，而作为我个人来讲，身临其境感受到的是国家从过去到现在变得丰富多彩了。从过去的文化到现在的文化，从过去的物质生活到现在物质生活，变化非常大。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幸运的，人生的丰富程度是绝无仅有的。
陈志文：改革开放四十年，您几乎都在高校，您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严纯华：我觉得变化最大的，是过去在梦里才会出现的一些仪器设备，现在就在手边。我记得当年北大化学系花了40万美元买了一台光电子能谱仪，可能是当时全校最贵的仪器，对当时的我们而言，价格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做实验时都极度小心翼翼，生怕用坏了它，现在的学生是无法感受到我们当时的心情的。对于高校科研人员来讲，这是一个巨大变化。
另外，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国家命运以及国家发展是十分关切的。这种关切不是对政治的热衷，而是对国家发展的担忧。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是中国人从来没怕过谁，我们活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美帝和苏修向我们扔一颗“原子弹”，我们回扔十颗。但到了大学以后，国门打开，我们发现同学家长从国外带回来的一个笔记本、甚至一张白纸都比国产的好，还有小电器、计算器、圆珠笔等等。我们发现国家可能真的落后了。当时，大家对国家的担忧、对发展的急迫和对政治的关心，跟现代人的心态不一样。
严纯华中国教育在线/摄
陈志文：您怎么评价中国高等教育40年来的发展？
严纯华：总体来说，我觉得中国高等教育的进步是巨大的。年恢复高考，经过40年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7%提升到45.7%，这个改变了千万人命运的变革，正带着我们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新时代迈进。当然也有遗憾，比如过去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友谊非常淳朴，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关系比现在更密切，学生对学习的自觉更多的是对知识的渴望，没有现在这么多功利色彩。
忆往昔，恍若昨日，难忘北大人入骨的那份骄傲与谦逊
陈志文：您还能回想起年进北大的情景吗？
严纯华：当然，历历在目。当年我在上海高考完以后，父母担心我在城市里学坏，就让我回了江苏老家。
我高考后的心态是很轻松的，对自己很自信，也不关心自己考到哪儿了。一方面那时的高考不是独木桥，考不上还可以去工厂工作；另一方面，我在高考之前参加了一系列竞赛，对学习有把握。有亲戚朋友问，你怎么不关心一下自己考得到底怎么样。我说，不用关心，假如全上海只招5个大学生，那可能没有我，若招50个大学生，我肯定是其中一个。等到高考发榜时，我还在农村玩，后来家里发电报说被北京大学录取了，我才回家。
十月初，我从上海坐火车到北京，下火车时穿了三件毛衣。除了担心北方冷，实际上我还有点显摆的意思，当时能够穿上三件毛衣，是一种富裕生活的象征，那时候中国最好的毛衣服饰都在上海。
陈志文：您对北大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严纯华：第一件印象深的事情，是对北大学生的小误解。我入学以后觉得同学们的听力都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上海，一般只有听力存在障碍的人才会戴耳机，但到了北大以后，除了新生个个都戴着耳机，后来我才知道大家都在学外语。
第二件印象深的事情，是那时候学生们找书读，学习是自觉的、本能的，甚至是贪婪的。我入学的时候，级的工农兵大学生还在校，级延迟毕业，他们绝大部分人年龄都挺大，我很明显地感受到了他们对学习的渴望。那种渴望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简直就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如饥似渴的珍惜。
过去在北大，小说、报纸或者朦胧诗等等都是复印完了以后放在老图书馆楼道橱窗里一页一页散开展示，来看的人很多，人头攒动，后面的挤不上前。我们班有个同学开玩笑说，嘴里多嚼点蒜，站在人后面哈几口气，前面的人觉得异味太大就散开了。
小的时候很多书不让读，所以很多、级的同学都是在高考之后读的经典文学。那时候图书馆里是一个宿舍一个位子，各班各宿舍轮着进阅览室；如果能够读到最新的杂志、最新的书，能够读到不多的几本专业经典，那都是吹牛的资本。我记得第一次进书库是去劳动，就是暑期勤工俭学，现在都能回想起那种陈年旧书的书香。
第三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北大学生的口味。食堂最难吃和最好吃的伙食，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到了冬天，食堂没别的菜，除了醋溜白菜就是五分钱的辣萝卜条。平日里最好吃的就是茄子，加了西红柿，还油汪汪的。逢年过节学校会发加餐票，很多老师会提前下课，如果到点了还不下课，学生们就故意把碗哐哐哐地“掉”到地上。
最后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大家对未来工作的想法，当时几乎没有别的职业发展规划，我们都想当科学家。
陈志文：我觉得大学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北大给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严纯华：第一个影响是，当年到北大，我觉得自己找不着北了。我内心里头实际上有一份骄傲，后来我跟孩子说过，中小学时期分的卷子，你爹考99分都觉得是失败。但到了北大以后发现，我根本没有任何骄傲的资本，身边到处都是神人，每一位同学都天赋异禀。谈诗词歌赋，可能比不过上铺；谈运动艺术，可能比不过隔壁床；谈学习，那可能要输给大多数人。这让我过去曾经有的那份骄傲荡然无存。
陈志文：我总觉得，北大人骨子里其实有一份骄傲。但那是作为一名北大人的骄傲，而不再是一个人的骄傲了。
严纯华：是的，个人的骄傲被现实打破时，慢慢地就回到了本真的我。
第二个影响是，当时在北大，我想学什么都能找到老师，想讨论任何问题都能找到伙伴，想要做任何有意思的事情都会有同学跟你一起。我觉得，这是北大人值得自豪的地方。
陈志文：千姿百态的北大。
严纯华：北大那时就像是一个黑洞，被吸进去以后，就唯有埋头赶路、潜心读书、努力工作。
第三个影响是，北大有一批内心桀骜不驯、狂妄自大的老师和学生，但平时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往往是北大人的那种谦逊。北大的老先生们，平时看着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甚至病病歪歪念书的老头，只有在谈天说地、谈论科学时才会流露出那份自豪和昂扬，仿佛整个人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眼睛亮了、神色丰富了，连语速都会发生变化。
骄傲和谦逊在北大的老先生们身上是并存的，只是在不同的时间、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当面对骄傲的人时，他们往往更骄傲。而当他们要教学生时，往往都非常地谦逊，试图用孩子接受的方式，从学生的角度来切入问题。
老先生们的这份骄傲与谦逊，又是跟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密切相关的，包括他们学科领域的跳跃、研究方向的转移和变化等等。国家缺少什么，就学什么、做什么，而且很快就能上手，并且还能做到最前沿。这也是得益于他们厚实的基础，在哪个地方撅一锄头都能出现金子。
还有一个影响，就是北大学校里头的那份浪漫，是一种让你莫名其妙就会感受到的浪漫。水房歌手这些在北大都不算浪漫。北大的浪漫在于对文学、艺术、哲学的追求。在楼道里，或者是其它什么地方，经常会有几个人在对台词，在朗诵诗词或者小说片段，在模仿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配音。
陈志文：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的知识青年特别崇尚诗歌艺术。北大更多的体现了北京的文化。
严纯华：那时候，如果男孩子没有读过一些欧洲的经典哲学著作、文学小说，连谈恋爱都没太多资本。大家特别尊崇的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那种境界。
当老师是一辈子的事，挖掘前辈的宽厚仁义，教导晚辈要成熟懂事
陈志文：徐光宪老先生教过您。对过去的老前辈、老先生，您怎么评价？他们与现在的老师有什么不同？
严纯华：差别还是挺大的，这是历史造成的，也是学科发展规律造成的。
第一，两者一宽一窄。前辈的宽是知识结构的宽，后人难以企及，前辈们的能力和聪颖也是晚辈敬仰的。但客观地说，科学发展正如河流绵延，溯流而上就会发现源头就是三江源，不分长江和黄河；而往下游发展，就会有很多支流。
第二，两者一厚一薄。老前辈在自然科学和人文哲学方面都很有厚度，这也是历史造成的。因为他们是读四书五经出来的，又经历了教会学校，所以学贯中西，中英文都很好。现在的老师与前辈们相比，就薄太多了，虽然我们都读过经典，但是该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在读小人书。
二○○三年在北大稀土实验室严纯华（左一）与导师徐光宪
我们这辈人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挖掘前人的宽厚仁义，回顾反思检讨自身的不足及功利。然后把这份认识和检讨，用不同的形式表达于课堂、表达于研究、表达于生活，让我们的晚辈和学生能够更快地懂事，而不是世故。
陈志文：您是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又曾历任副校长、校长，角色转换很大。您觉得从科学家到校长，最大的变化和挑战是什么？
严纯华：我觉得，是从科研工作者到学校服务者的转变，过去是做自己的事，现在是替大家做事。从副校长到校长，服务者的定位没有改变，只是需要服务得更加艺术，因为校长不仅要服务师生，还要服务干部，服务面更大、服务方式不同了。
陈志文：您有好多身份，严老师、严院士、严校长，您更喜欢哪个？
严纯华：当然是严老师了。院士70岁以后就退休了，这个荣誉只是对过去工作的一个评价或认可。校长任期也是有限的，很有可能再过几年就卸任，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兰大发展的催化剂。但老师，是一辈子的事。
兰大开始觉醒了，我愿意做兰大发展的催化剂
陈志文：您在北大、南开、兰大都待过，您认为这三所学校各自有什么特点？
严纯华：北大人有闲云野鹤的散淡，对自由的追求是北大从骨子里头流淌着的一种基因。南开既有北大式的浪漫，又有商业的印记或者说社会的印记。兰大就很淳朴和敦厚。
陈志文：您作为校长，怎么向别人介绍兰大？
严纯华：兰大人，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特别的淳朴，你能够透过他的眼帘看到他内心，真诚质朴。兰大的研究工作，一方面我们会紧紧咬住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这些基础学科研究的第一方阵，另一方面我们会结合区域的自然禀赋、历史沉淀与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兰大的特色研究。
陈志文：兰大在某种程度上，是唯一一所标志性的西部学校。之前有很多年，兰大很少对外发声，但是这两年兰大的声音多了起来。您认为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严纯华：第一，从国家层面来讲，东部已经发育成熟，西部开始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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