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军现在有三个大愿望：说服妻子不做微商，还房贷，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三年前结婚、两年前女儿诞生后，他对家庭责任感有了更多认识。“周末一起去公园”这件婚前觉得非常浪漫的事，现在看来不再重要，本就是生活常态。
1月31日下午六点，何军坐在苏州沈巷村星星家园的图书室里，准备三天后年会上要表演的吉他弹唱。那是一首被改编过的《成都》：
“女生挽着她的衣袖，男生把手放他肩头；走进咱们车间门口，坐在自己岗位前头。”
“最美总是在深秋，道前街银杏毓秀。金鸡湖夜晚的冷风吹散了烟雨的愁。观前街松鹤楼灯火里，我依稀看见你。苏州带不走的只有你。”
何军身高约一米七，戴黑框眼镜。他是山东临沂人，今年30岁，目前在苏州高新区的一家德国企业工作，隶属制造部门。每天工作九小时以上，每月加班60个小时，负责车间的交货以及生产流程中间的一道流转环节，是一线生产员工。
苏州高新区道路。摄影：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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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十年，何军换过三份工作，其中七年都在这家德国企业度过。
高中毕业后，他离开临沂，去青岛上技校，学数控机床。年底在泰科电子青岛公司实习时，听同事说泰科电子的竞争对手、昆山富士康待遇更好，一个月可以赚块，有了外出打工的想法。
这背后的另一个原因是不想被催婚。“我那时候20岁了，天天被催婚。但我真的还不想成家，到苏州前两年因为这个过年没回家。”
年10月，何军决定去昆山，一个同事说有朋友在苏州，建议他先在苏州下车，找他们了解情况——有熟人带着，找工作和食宿总要方便些。呆了十几天，这几个朋友没怎么帮上忙，反倒骗走了他身上的几千元钱。具体经过，他不愿细说，也不愿仔细回想，“都是过去的事了”。
到苏州头两年，何军先在高新区金枫路的日资企业爱普生做派遣工，在流水线上装配显示屏，底薪只有-元。做了一年半，何军感到这份工作看不到未来，虽然已拿到转正资格，但还是辞了职。
听说做房地产销售赚钱，他又试着去工业园区扬东路、一家苏州本地老板开的锐奥房产面试。对方询问预期年薪，何军觉得谨慎点好，回答“年薪4-5万”。入职后，同事跟他聊天，才说起这不是一个最好的答案。“你应该说50万，房地产中介的老板喜欢这样的，有冲劲，有野心。”
即便有冲劲和野心，也需要碰上好时候。年3月2日，苏州限购令出台，地产中介的生意受到影响。有冲劲和野心的前辈都焦虑于业绩，何军做无底薪销售，如果卖不出房，更赚不到一分钱。他也意识到，这份强调“野心”的工作与自己的性格不相符，只干了20天，便再次离职。
苏州年到年的房价变化，横轴单位间隔为6个月（图片来自腾讯房产）
直到年3月底，一切开始才走上正轨。
最先稳定下来的是工作。何军在位于高新区的这家德国企业找到一份专业对口的职位，在车间做数控NC。入职时，薪水每月元，但每年会有8%-10%的涨幅，他就没再动过离职的念头——即便时常有同事离职。在年7月26日的一篇日记中，他写道：“几天时间我少了三位同事……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是每个打工人的诉求，问题是频繁地换工作就一定会有合适的吗？”
住房问题倒没那么快解决。在德国企业工作的七年间，何军搬过四次家。“人就是这样，老想住更好的。一开始是想有个做饭的地方，之后希望能做饭还能洗澡，这两样都有了还希望房子能宽敞点。”
第一次搬家是因为原来住的阁楼太晒了，也想有个能做饭的地方。新住址在沈巷村，一个人住，六七平米，每月租金元，能用电磁炉。住了一年多，何军不想再往公共浴室跑，换到沈巷村附近汾湖小区里的一套新建安置房，9平方米，元一个月。在这里住了两年后，年，他又搬到康悦花园，住上了隔断房。房间扩大到12、13个平方，月租元，不过由于水电要平摊，一个月还得多交七八十。
最后一次搬家，何军在吴中区的灵岩山买了一套公寓。房子总面积60平米，挑高房型，总共32万，首付16万，装修花了七八万。这是年，当时他还没谈过恋爱，决定买房主要是考虑到当年房价触底，同事大多也都赶在第二轮限购令出台前买了房。月供算下来，也和房租差不多。回想起来，他有点后悔当时不够仔细——这套房子只有40年产权。
不过直到年结婚，更给何军归属感的不是灵岩山这套公寓，而是星星家园的图书室。
灵岩山。摄影：何军
年4月，他还住在沈巷村的那间阁楼出租屋，下班后在中心商业街散步，看到图书室散发的《工友通讯》，都是打工者自己写的文章，觉得感同身受，开始去星星家园参加活动。
那时星星家园正在筹备五一劳动节的社区演出，何军也参与了两个节目，小品《谁是最伟大的人》和诗歌朗诵《相信未来》。从那以后，他每周都会去图书室四五次，直到年买了离沈巷村较远的公寓，才减少到一两次。
四年时间，何军逐渐变成星星家园文学小组的核心成员，负责组织策划日常读书分享活动、社区诗歌朗诵活动，访谈打工者，编辑打工者诗文合集《工友通讯》。他也开始了对自己的文学教育，不过阅读的大多是与乡村和工人生活相关的著作，比如《平凡的世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在梁庄》以及《切·格瓦拉传记》。有空时，他也喜欢听歌。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一些”关于流浪者新生”的老歌，《流浪歌》、《离家的孩子》、《父亲》。
也是在这间图书室，何军认识了一位甘肃姑娘。“当时认识她觉得挺可怜的，她家里穷，父亲有家暴倾向，母亲有精神问题，发生了很多痛苦的事。我写诗给她，一起去爬山，慢慢就熟悉了。”
年，两人成婚。去年初，女儿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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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军偶尔会想想自己的职业路径未来可以怎么走。
在外企，管理岗一般对外语和学历有高要求，任职者经常是猎头挖来的空降兵，何军觉得自己没戏。另外，他7年来始终在一线工作，升职后仍然处于半技术员、半操作员的状态，晋升道路其实比较有限。
现在，工资有七八千，税后六千，何军暂时感到知足。他对成功人生的定义比较单纯：好好过日子。
在年7月8日的一篇日记中，他写自己对生活期许，“享受每一刻……不要等待上课又下课，不要等待工作、等待结婚，不要等待星期五的晚上和星期日的早上，不要等待一辆新车，不要等待还清住房按揭，不要等待春夏秋冬，不要等待月初和月末，不要等待死亡……”
但身边急着赚钱的人更多。
《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作者吕途到沈巷村来调研，何军还记得在图书室接受访谈的一个年轻女孩。这个女孩才20岁，初次见面，看上去天真单纯，边打工边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第二次再见，谈吐间都是怎么利用微商赚钱。“吕老师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年没见就能变成另一个人。”
在何军的朋友圈里，一位弹吉他的朋友写到三个新年愿望，其中一个是：“明年写一首能卖万的单曲。”
何军排斥成功学。在给星星家园《工友通讯》撰写一篇工友日记中，他写道；”欲望是无止境的，我认为在外挣的工资只要能维持各方面的生活、家里人以及自己的各种应对突发事故的需求就可以……但如果不靠加班，我的工资也会少得可怜……所以我也渴望加班，能够多拿点工资。
他身边有很多人痴迷做微商，淮安涟水县人张涛是其中一个。他也时常在图书室露面，但总不忘推销一支号称“防近视”的玫红色圆珠笔。
张涛今年50岁，在苏州打工20年，前后因关厂或工作环境问题换过五份工作。年到现在，工资只从元涨到元。一家四口生活拮据，挤在13平米的房间里，月租元，两个女儿分别在苏州读小学和初中。去年，育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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