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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朱曾汶先生晚年照
朱曾汶先生生于年，早年任职于美国华纳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宣传部，期间曾以“麦黛玲”为笔名写了大量关于好莱坞影片、影星的评价和报道文章。首本专门译作为电影剧本《左拉传》，年刊登在上海大公报大公园副刊，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年华纳公司上海分公司解散，朱曾汶先生工作无着，开始从事翻译工作，自此“走上了漫长的单干翻译道路”，时至晚年依然笔耕不缀，毕生翻译作品逾万字。本文刊载于年12月10日《文汇报·笔会》，为朱曾汶先生（-）晚年撰写的回忆读书、翻译生涯和少年时代的系列文章之一。雅理读书感谢文汇笔会惠允推送。一支塑料圆珠笔和两百根笔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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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曾汶
岁数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在过了钻石婚，写了回忆录以及一系列追溯前尘往事、抒发老年情怀的文章后，也该进一步做些更加切实有效的事情，好让小辈们将来不至于面对一个烂摊头无所适从。这项工作就从清理书桌抽屉做起。在一个堆满出版社及读者、朋友来信的抽屉角落里，捡出一捆废圆珠笔芯和一支破圆珠笔。
这捆圆珠笔芯一共根，一只手捏不拢，是我上世纪80年代初在译书过程中用掉的。当初是出于好玩，把用完的笔芯随手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日积月累，不知不觉就有了这个数目，以后就没有再积下去。我曾经把这捆废圆珠笔芯向许多来我家玩的小朋友出示过，他们都睁大眼睛表示惊讶，不相信一个白发老人两年功夫竟会用掉那么多笔芯，写那么多字。作家赵丽宏看了也十分感慨，专门在他的名人日记《喧嚣与宁静》里作了记述。
朱曾汶先生译作掠影
至于那支塑料圆珠笔，说来惭愧，只是最最普通的一种：淡黄颜色，笔梢呈尖圆形，笔身可从当中拧开安装笔芯。就是这样一支不起眼的圆珠笔，我用了足足20年，后来实在破旧得不行，才换了一支新的，这支破笔就和废圆珠笔芯一同保存了下来，作为我毕生勤奋劳动的见证。现在市场上好笔琳琅满目，最昂贵的一支镶嵌钻石的瑞士“凯兰蒂”笔，售价万人民币，这种笔我想只能用来炫耀摆阔，不能用来写字，而我的那支起码写了上千万字的笔，你猜是多少钱买的？两角五分！
我这个人其实很笨，不识汉语拼音，从而也说不好普通话，不懂电脑，从而也不会电脑打字（年轻时用英文打字机也只会用两个手指敲敲打打，贻笑大方）。和现如今作译者们普遍使用电脑相比，我是十足的“笨人译书”，一生译出的50本书，一千多万字，统统是用手一笔一画、一字一字写出来的。假定一本书的出版字数为十万，但实际翻译时一遍遍地修改誊清，誊清修改，直至最后杀青交稿，所写的字往往三倍于此。因此，我一生写的字恐怕三千万也不止。一支圆珠笔芯大概可写五六千字，那么，以三千万字计算，我一生用掉的笔芯至少有五千支（当然，很早的时候是用墨水笔的，要扣掉很大一个数目），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某位翻译大师著文教导我们，在翻译一本书之前，必须先把这本书读得烂熟，吃透它的精神实质，然后方可动笔。从理论上说，此话当然不假。但是我联系的出版社偏偏都把交稿日期定得很紧，绝无“读熟吃透”的余裕。因此我从实际需求出发，摸索出一套“三步法”。第一步是粗译，一本书拿到手埋头就译，不查字典，不求完美，只凭基本功在最短时间内搭一个中文架子，架子搭成，对书的理解也八九不离十了，哪些地方是重点，需特别照顾，哪些地方前后呼应，要多加注意，全都了然于胸。第二步是细改，这是全过程中最吃重的一部分，要查字典，看资料，把粗糙失真的译文按照原文逐字逐句反复推敲斟酌，使其通顺正确，没有重大错误（一本书要绝对没有错误是很难的，即便译圣傅雷，近人也查出他的译文中有不少误译，这多半是他那个年代缺乏大型辞典辞书所致）。第三步是通读，即纯粹从第三者的角度通读全译，考验译文的可读性，将仅存的一些读起来感到别扭的字句（这通常是全书最难之处）更进一步予以润色修改，直至向专家能人请教，务必使其完全符合中文规范。这样三步下来，一本书总算可以放心地交出去了，而全过程中所费精力之大，所写字数之多，也可想而知了。
我从年开始翻译生涯，毕生译书以“文革”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阶段还没有“知识产权”这个概念，译界抢译成风，我作为一个刚从美国影片公司出来的无名小卒，在夹缝中求生，尽管也费尽心机，译出了20本书，在人民文学、人民教育、作家、百花文艺、群众、新知识等出版社都出过书，但终究因为是单干，形单影只，处境十分困难。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年，北京商务印书馆来沪向各民主党派征求翻译人才，当时我作为民盟市委翻译小组成员，正在徐家汇藏书楼翻译外文报刊资料，闻讯欣然应征，试译了一本英国工党领袖拉斯基的《论当代革命》，一举成功，从而开始了我和商务长达40年的合作关系。后阶段在新形势感召下，改弦易辙，工作趋于正规，译作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术著作，以商务印书馆为主，我称之为“老人书”；另一类是儿童文学，以21世纪出版社为主，我称之为“小人书”（另有10本连载小说不计），两者合计30本，平均一年一本。最后十多年中，我养成了白天译小人书，晚上译老人书的习惯，前者轻松，后者沉闷，正好相互调节。记得3年我为商务译最后一本书，是一部70万字的美国最高法院经典判例，由于从未接触过法律书，被连篇累牍的法律术语和辩词搞得晕头转向，恨不得一头撞死，幸亏同时译一本充满童趣的小人书，使我在微笑中滋生了力量，得以把那本“催命”的老人书译完。因此我很为自己晚年这一老人书与小人书同译的“创举”得意。《文汇报》曾多次提出儿童文学译者奇缺这个问题，如果译家能放下架子，都来译点小人书（当年萧乾老人在翻译“天书”《尤利西斯》之后，也在生命末年为少年儿童出版社译了《夜幕降临》这本小人书，就是个绝好的例子），我想童书译者少的问题至少可以部分得到解决的。
朱曾汶先生的“小人书”译作“最后十多年中，我养成了白天译小人书，晚上译老人书的习惯，前者轻松，后者沉闷，正好相互调节。”翻译是桩苦差事，首先要耐得住寂寞，一年天，天天在“三步”怪圈里转，即使春节、国庆基本上也没有休息，要是出版社书稿催得紧，更得日日夜夜没命地赶，容不得半点懈怠。[年，我为北京三联书店译《林肯集》，因为和美方的合同关系，我在半年内完成了40万字的译稿，这是我一生译书最快的速度，来不及誊清，就把改得像大花脸似的原稿直接交了出去，居然还获得负责审稿的香港美国新闻处“xcllnt”（优秀）的评价，虽然距最高评价outstanding（杰出）还有一大步，但我已经很满足了。]我所以能终己一生坚守翻译这个岗位，原因很简单：我一介书生，除了译书，别无所能，做长了，也就放不下了。当然，翻译也带给我极大的乐趣，通过努力，攻克语言难关，将深奥费解的外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中文，让读者能轻轻松松地读下去，颇有几分自豪感。
翻译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是收到出版社寄来的一大包样书，把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书捧在手里把玩品味，感到人生天平上又加了一块沉甸甸的砝码。翻译最大的不快乐是什么？是稿费实在太低，眼下千字翻译稿费只能在飞机场买一碗牛肉面，或者在饭店买一盆红烧肉，一本书的稿费所得，一二次稍稍尽兴的旅游就全部报销了。稿费少，译文质量还得保证，译书花的功夫多，稿费就越发显得少。（我晚年译书日均不过千余字，每月做足30天，以千字60元计算，扣去所得税，月入不足0元，不及我家雇用的一个做半天活的钟点工，就是说，我把月收入全部交给钟点工还不够！）难怪当下一些有责任心的译者纷纷投笔改行，发誓永远不再过问翻译这回事。可以说，翻译工作者是以最绞脑汁的劳动换取最差劲的报酬，这是很不公平合理的。
关于翻译稿费的不合理，我6年在《笔会》发表的一篇题为《苦译60年，稿费知多少》的文章里说得十分透彻。但一晃6年过去了，物价不知上涨了多少，稿费却仍在原地踏步。最使我哭笑不得的是，《苦译》这篇东西已被各地报刊不知转载过多少次，去年8月号《中外书摘》经典版又登了一次，文章出处赫然是外地某出版社新编的一本关于翻译的书（这样我的“经典”作品反倒变成他人的专利了），而整个过程中，我没有收到过一分钱转载费，连一张转载的报纸也没有。此外，我译的林肯书信演说也被多家出版社引用，一家出版社还很客气地来信征求我的同意，言明赠书和付稿费，但后来都没了下文。我译的一本热门儿童小说，江苏某出版社郑重其事地给我寄来协议书，规定引用多少字数，付多少稿费，但从此石沉大海，音息全无。其实，我和所有正儿八经地从事翻译的人一样，哪里在乎这微乎其微的转载费，我们所要求的，无非是对作、译者的一点点尊重罢了。
总而言之，翻译这个行当既惹我爱又令我恨。爱的是它陪伴我整个人生，使我立足于社会并为社会所承认，不拿国家一分钱工资，照样可以生存。我为商务印书馆一共翻译、校订了16本书，曾两次去北京参加商务的选题规划会议，我自称“翻译匠”，但对方尊我为“职业翻译家”，使我受宠若惊。年，商务印书馆成立周年庆典在上海举行，我代表商务译者接受电视台采访，动情地说商务是我的“娘家”，翻译是我的第二生命，那绝对是我的肺腑之言。恨的是我付出的劳动和我获得的报酬不相称，尽管稿约连续不断，仍长期处在经济拮据之中，要靠夫人工资“解困”。特别由于我是自由职业者，辛劳一辈子，到头来连份可以安度晚年的退休金也没有，我的身份从“职业翻译家”一变而为“高龄无保障老人”，等于白干一辈子，愧对家人，愧对自己。今天那么多人从事自由写作，他们只要买足保险，就无后顾之忧，我真为他们生活在这个好时代庆幸。
朱曾汶、张芝伉俪有爱有恨，亦悲亦喜，这是我整个60年翻译人生的真实写照。在“职业翻译家”、“为祖国文化事业作贡献”等溢美之词组成的光环消散后，留下的只是压抑和无奈。所以，当我从抽屉角落里捡出那一大捆废圆珠笔芯和破圆珠笔时，内心充满矛盾，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它们，是把它们当传家宝保存起来呢，还是当废品一扔了之。传家宝是要一代一代往下传的，而我的下一代和再下一代比我活得潇洒、舒坦得多，他们对这一大捆迹近垃圾的东西究竟有多少深入的了解，多少真挚的感情，我不得而知……
行文至此，忽然收到北京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来电来信，得悉我为商务译的12本书中有10本已过了合同有效期，将全部重印致酬。这个喜讯使我精神陡振，倒不是因为我有了这笔意外收入，可以大吃特吃牛肉面和红烧肉，或者去米兰、迪拜等地旅游购物，享受对于风烛残年举步维艰的我来说，已经有心无力了。我之所以来劲，只是因为我离开译坛已久（我于6年因突如其来的脑梗和眼疾而不得不忍痛放下手中的译笔，成了一名终日与花草虫鱼为伍的“室内老人”）几乎和“娘家”断了联系。在落寞和沉沦之际，忽然从天外传来一个声音：你没有被遗忘，你的劳动成果存在着，而且将长期（不说永远）存在下去。这个声音一扫过去的阴霾，使我长长舒了口气，真正有了一种“回娘家”的甜蜜感觉。而最最关键的是，那一大堆废旧笔芯和笔是否值得保留的问题也迎刃而解，我将把它们好好保存起来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至于下一代和再下一代，他们通过这个活生生的事例，对我的翻译人生自会有他们的认识和看法，我完全放心。
人物变迁时代会转留下了几多给世人詹姆斯·麦克弗森:《林肯传》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若您阅后有所收获，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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