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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回过头来说说种棉花的情景吧。天道轮回，旱一阵涝一阵。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涝雨成灾，房顶上挂浮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来了旱魃，地干得像窑，种棉花要用水。先打井，好累的活啊。犁开沟，挑着担子担水，往豁开的垄沟里浇。一桶水倾倒，嗞啦一声就没有了。旱得冒青烟了。挑一天水，肩膀肿得像馒头，遭老了罪了。赤着脚，冷、硌、扎，也得赤着，省鞋。方碧玉戴着一副帆布垫肩，墨绿色的，荷叶状，显得脖子更长，如同一支莲蓬，从荷叶间高挑出来。因为她习练过武功，气力非凡，所以，她的劳动富有表演意味。这家伙挑着两桶水大步流星，扁担颤颤悠悠，水桶悠然晃动，宛若小鹰展翅，也可能我太迷恋这方碧玉了，所以她的一切我都陶醉。小青年最初的恋人多半都是比自己大的女人，孩子半大不小，青杏半熟，有酸有甜，既需要母爱又需要性爱，大女人正好一身二任。
我还忘了说啦，给努芽的棉籽拌“”时节，多半刮东南风，潮湿、轻柔的东南风把极其难闻的毒药味儿吹到家家户户，吃饭也不香，睡觉也不宁，但心里却莫名其妙地兴奋，在漆黑的夜里，在毒药的熏陶下，我感到心里不宁，惴惴不安，幸福加上点恐怖。剧毒农药催开了我的情窦。开始往脸上抹一点“葵花”牌香脂，偷我大姐的。大姐发现了就和我吵架，骂我：不害羞！小厮也学着浪。大姐骂我时我父亲就用深恶痛绝的目光剜我。吃罢晚饭我蹿出家门，像条小公狗一样在灰白的大街上奔跑，满口的革命样板戏，因为处在变声期，嗓子沙哑，不利索，高音总上不去，很不得意。跑一阵便在方碧玉家门前徘徊。她家门前是一块空场，有一些草垛，棉花柴、玉米秸什么的。一条公狗在草垛边磨磨蹭蹭，不知道搞什么鬼名堂。我当时穿得很单薄，站到半夜竟不觉得冷，冷也不撤退，总幻想着奇迹出现：心有灵犀的方碧玉脸上擦着香喷喷甜丝丝的“葵花”牌香脂，上身穿着水红紧身衣、酱红针织衫、红毛衣、灰咔叽布褂子，下身穿着红花布裤衩、酱红绒裤、蓝布裤子，脚上穿着花格尼龙袜子、塑料底紧口布鞋，袅袅婷婷地、转弯抹角地来到了我的身边。她从没如过我的愿。其实这家伙一定能够感觉到我对她的爱慕，只是不愿搭理我就是了。
还要给棉花剪疯枝，掐顶心，喷矮壮素，喷催熟剂。过了中秋节，头茬棉花就要开放了。
摘棉花也不是轻松活儿。采茶姑娘们绝对没有电影《刘三姐》里那么浪漫。腰疼着呢！
关于摘棉花，故事很多。不过也真有首《摘棉歌》，作者不知何人。曲调我无法表现，歌词是这样：
八月里来八月八
姐妹们呀上坡摘棉花
眼前一片白花花
左右开弓大把抓，抓，抓，抓
……
我是半拉子劳力，队长分派我跟女人们一起去摘棉花。当时感觉很窝囊，现在想来很浪漫。摘棉花论斤数记工分，所以大家死命地摘。
方碧玉自然也是摘棉花的快手。
因为有了方碧玉，什么腰痛、手痛，全都抛到九霄云外。
摘棉花的季节跟煮熟的红薯、腌红萝卜条、大葱、豆瓣酱有联系。为了抢摘，我们的午饭都在地里吃。
棉花运到生产队仓库里，由老太太们择去沾在花絮上的草，摊在秫秸箔上晾晒，然后装包，由男劳力们装上大车小车，送到棉花加工厂里卖掉，而这时，棉花加工厂里的好戏就开始了。
一九七三年，我和方碧玉一起，到离我们家二十里的棉花加工厂里去干季节性合同工。这是个美差。我能去棉厂是因为我叔叔在那厂里干会计。方碧玉能去棉厂，是因为她已成为我们大队支部书记国家良那个疤眼儿子国忠良的未婚妻。
一
那年我十七岁，方碧玉二十二岁。我们怀揣着大队里的证明信，背着铺盖卷儿，走出了从未离开过的村庄，踏上了通往县棉花加工厂的车马大道。支部书记的疤眼儿子国忠良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我们背后。他完全有理由跟在我们背后，因为他和方碧玉订了婚。在我们那儿，订婚契约似乎比盖着大红印章的结婚证书还要重要。我不清楚国忠良的准确年龄，估计将近三十岁吧。我恨这个家伙。我几乎把他看做了我的情敌。当然，这字眼既抬举了他也抬举了我自己。我用仇恨的目光斜视着这个身躯高大、俨然一座黑铁塔的我们村的太子。他马牙、驴嘴、狮鼻，两只呆愣愣的大眼，分得很开，脸上布满了青紫的疙瘩，眼皮上有一堆紫红的疤痕，据说是生眼疖子落下的。离村已有五里远了，他还没有丝毫回去的意思。方碧玉突然站住，半侧着身子，眼睛注视着路边那些生满了毒虫的疤瘌柳树，像木头一样用木头般的声音说：
“你甭送了。”
国忠良血液上冲，脸皮变紫，眼皮上那堆肉杂碎变得像成熟的桑葚。他那两只小蒲扇一样的大手下意识地搓着崭新的灰布制服，口唇扭动，发出吭吭哧哧的声音。
“你回去吧。”方碧玉说。
“俺……俺娘……俺爹……让俺往远里送送你……”
“回去跟你爹娘说，让他们放心。”方碧玉大步向前走去。
我有些同情地看了一眼还在搓衣裳的国忠良，尾随着方碧玉往前走。我甚至无耻地说：
“忠良大哥，碧玉姐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昨天夜晚的情景如同翩翩的蝴蝶飞到我的眼前。我家那只芦花公鸡学母鸡叫，好运气降临，我的福气逼得家禽都性错乱。爹对我说：
“支书终于开了恩，放你去棉花加工厂了。吃过晚饭你到支书家去趟，说话小心点，别惹他老人家生气。站着，让座你也别坐，听仔细了没有？”
我牢记着爹的话，衣袋里装着母亲给我的十个鸡蛋，忐忑不安地往支书家走。十个鸡蛋，让我心疼。支书家的黑狗猛扑上来，吓得我丧魂落魄，紧贴在墙边。是国忠良喝退了黑狗，并把我引进了他的家。玻璃罩子灯明亮。支书盘着腿坐在炕上，像一尊神秘的大佛。我喉咙发紧，说话不利索。支书睁开眼，轻蔑地打量着我，使我小肚子下坠，想蹲茅坑。俺爹……说你……叫俺……我说着，看到他摆摆手说你坐下吧，果然是嗓音洪亮，犹如铜钟。老人们说有大造化的人都是声若铜钟。我忘了爹的嘱托，忸忸怩怩地坐在一把木椅子上。支书说，小子，看在你叔的面子上，我放你一马。我感激不尽，胡乱点头。你们家出身老中农，土地改革时你家门上贴过封条，你知道吗？你堂叔一九四七年逃窜到台湾你知道吗？我吓得直冒冷汗，支书继续说，我能放你出去就能揪你回来，你不要忘了姓什么！我连连点头。支书说，方碧玉跟你一起去。她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我连连点头。知道就好，你给我看着她，有什么情况立即回来跟我说，她出了事我找你。我夹着尾巴逃回家，裤裆里湿漉漉的。衣袋里黏糊糊，十个鸡蛋碎了八个。母亲痛骂我，并抡起烧火棍敲打我的头。爹宽宏大量地说：“算了，别打了，明天他就要去棉花加工厂了。”
我竟成了国支书派到方碧玉身边的坐探，真卑鄙。他哪里知道我早就迷恋上了方碧玉，他妈的。
一只碧绿的蚂蚱落到国忠良裤腿上，裤子也是新的。这个高大魁梧的男人满脸哭相，跟着我们往前走。我距离方碧玉五米近，他距离我五米远。我离方碧玉近，他离方碧玉远。我暗暗得意。我插在了这一对未婚夫妇之间。道路两边全是一望无际的棉田，经霜的棉叶一片深红，已经有零星的棉桃绽开了五瓣的壳儿，吐出了略显僵硬的白絮。新棉就要上市了。我再不用弯着腰杆子摘棉花了。方碧玉也一样。她穿着一身学生蓝的军便服，显得英俊而潇洒，像个知识青年，只可惜衣兜盖上没别上一支钢笔。
就那样保持着距离又走了一会儿。方碧玉又一次站住，等到我和国忠良磨蹭到身边，她说：
“回去问问你爹娘，要是不放心就弄我回去。”
国忠良脸上的变化同前次一样，手的动作也一样。终于他说：
“那你……走吧……俺爹说，你在他手心里攥着呢，他能弄你出来，也能弄你回去。”
我看到方碧玉一脸激动的表情。她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果然是自小习练武功的人，腿脚矫健，腰肢灵活，仿佛全身都装着轴承和弹簧。
我紧着腿脚追赶方碧玉，累得气喘吁吁，浑身臭汗。走了好远，我一回头，发现国忠良还站在那儿，手掌罩在眉上，望着我们。阳光照耀着他，使他通体发亮，仿佛一个刚从窑里提出来的大釉缸。
为什么一表人才的方碧玉会跟疤瘌眼子国忠良订婚？对此村里传闻很多，有说方碧玉的爹要攀高枝。有说方碧玉要借机跳出农村。有说方碧玉早就被支书睡了，老支书为子辛劳，等等。这些流言蜚语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方碧玉要嫁给国忠良，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又似乎无所谓。我沉浸在离开农村进工厂的巨大幸福中，尽管是临时工、季节工。
二
棉花加工厂有一个很大的门口，有两扇底下装着铁轮子的花格子铁门。门旁的空地竖着红漆大标牌，写着“严禁烟火”之类与政治无关的口号和“严防阶级敌人破坏”之类与政治有关的口号。门口里侧有两间警卫室。有一个穿着一件破旧军衣的瘦男人，搂着一杆锈迹斑斑的“七九”步枪，坐在门边一把椅子上，时而打瞌睡，时而目光如电，追逐着面前马路上来往的行人。我和方碧玉走到门口时，看门人握紧枪杆盘问我们。我发现他的目光搜索着方碧玉周身上下。我感到他的目光如一双贪婪的手，把方碧玉身上的衣服剥得干干净净。他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的脖子随着方碧玉移动。他撇腔拿调地讲着令人周身起鸡皮疙瘩的普通话。后来我们知道这条把门虎是一位复员兵、正式工，吃国库粮，是棉花加工厂党支部委员、厂保卫组组长，姓孙名禾斗，已婚，老婆在农村。孙组长奇瘦，眼贼大。
进大门后的第一排房屋是厂办公室，门口挂着红字标牌。我和方碧玉都认几个字，冲着办公室便进。方碧玉适才与那看门人对答时就一扫在路上那种沉闷忧悒的情绪，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仿佛换了一个人。
办公室里有六张桌子，每张桌子前都坐着一个或两个人。后来我们知道，那两位对弈的胖子一为厂长一为书记。他俩一边下棋一边斗嘴，互相挖苦，妙语如糖球山楂葫芦串。还有一部笨重的老式手摇电话机蹲在棋盘旁边，很威风。
“同志，谁管登记？”自然是方碧玉问话。
我看到了我叔，坐在一张桌子前，埋头打算盘记账，心中竟升起一种自豪感。我感到自己的条件比方碧玉优越。
叔叔抬起头，看到了我们。他没搭理我，却冲着方碧玉很热情地打招呼。叔叔把我和方碧玉介绍给书记和厂长，他们胡乱应付了几句，低头继续斗棋。屋子里其他人的目光却被方碧玉吸引住了。她的脸稍微红了一下。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说：
“到这边来登记。”
我们把村里的证明信交给男人，后来知道他姓蔡。据说他本该转成正式工人，所有的表格都填了，但最终被人告了，说他老婆有神经病。满嘴脏话的采购员周鸣说：老蔡真冤枉，转你的正，又不是转你老婆的正，老婆有神经病碍你转正屁事？老蔡你当时怎么不去县里找一找，没准就找回来一只铁饭碗，一辈子甭发愁，你真是个老实人。老蔡呀！
老蔡推给我们一个簿子，递过一支圆珠笔，让我们按着栏目填写。什么籍贯姓名性别年龄是否党团员家庭成分社会关系等等。一本正经，跟工人阶级沾点边就不一样，激动得我和方碧玉手指捏不住笔杆手心里冒汗。
“你二大爷的，你那个马什么时候跳到这儿来的？”高个胖子说。
“二大爷我的马早埋伏在这里等着你啦！走呀！走！看你还有什么高招。”矮个胖子说着，将自己的一颗棋子砸在对方的一颗棋子上。
“同志，俺该填虚岁还是填实岁？”方碧玉问。
“你实岁多少虚岁又多少？”老蔡问。
“实岁二十二，虚岁二十三，属大龙的。”
“按实岁填吧。”老蔡说。
填完了表格，交给老蔡。老蔡指着一位独臂小伙子说：
“你们吃饭的事去问他。”
那小伙子面色苍白，人很清秀，不知怎么少了一只胳膊，别人说笑，他不吭气，神色忧悒地盯着墙壁。很快我们就知道了他姓秦名山，有喜欢念别字的人把他的名字念成“泰山”后，大家便叫他泰山了。他那条胳膊是锯齿剥绒机切掉的，算是工伤，厂里照顾他，让他担任了生活会计，挺轻松挺有油水的一桩美差。他垂着一只空荡荡的衣袖，乍一看挺别扭，看惯了也不觉得他身上缺什么东西。他冷冷地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把粮食投到食堂里，就能换到饭票，如要吃菜可以拿钱买菜金，一元兑一元，一角兑一角。
十几分钟工夫，该办的事就办完了。有一位一直在观看棋战的秃头男人说：
“毛，送他们去宿舍吧。”
秃头是副厂长。毛是正式工人，办公室打杂的，留着一个菊花头，穿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皮鞋，经常夸张地捋着袖子看手表，那时候戴手表的人还非常少。我不喜欢这小子。他名叫毛红灯，挺革命的一个名字。
我们正要走时，门外一阵自行车铃响。一个高个子男人打着哈哈进来，后边跟着一个扁脸的姑娘，矮胖，一脸雀斑。我突然认出了这个男人，在水利工地上认识的。这男人是公社团委书记，跟我们村里的刘三姐有点黏糊，刘三姐的二女儿，跟他是大脸剥小脸。下棋的二位胖子丢开棋，站起来与团委书记握手，打哈哈。团委书记说：“这是我妹妹。”又对他妹妹说：“这是金书记，这是于厂长。”还介绍了几个人。我感到很愤怒。书记说：“毛红灯，找几把椅子来！”毛红灯立即去找椅子，把我们晾在门口。厂长挤着一脸肥肉，笑得眯缝着眼儿跟扁脸姑娘说话。“叫什么呀？”她羞涩地玩弄着辫子梢儿，酸溜溜娇滴滴麻酥酥地回答：“孙红花。”“啊，好名好名，好听，有意义，骑马要骑千里马，戴花要戴大红花嘛！在家干什么来着？”厂长问。孙红花轻飘飘文绉绉地回道：“在家治虫。”“治什么虫呀？”“哟，多着呢，主要是棉铃虫。”呸！不就是背着喷雾器喷药吗，还“治虫”哩。我看了一眼方碧玉。她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这时毛红灯拎着两把椅子进来，一看我们还在门口站着，便说：“你们自己去吧，呶，就那排房子。”
那是一排高大的青砖瓦房，有十几间，分两个门，门上很可能是那位毛红灯用狗爬似的红漆大字写着“男宿舍”、“女宿舍”字样。我先陪着方碧玉进了女宿舍。
这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女宿舍。房间宽六米，靠着墙用木桩子、高粱秸、苇席捆扎搭架起两排大通铺，上下三层。最后一层在房梁之上，离地足有三米高，有固定的简易木梯子可以爬上爬下。两排通铺之间的地面崎岖不平。我看到铺下生长着几堆小蘑菇，还有一条破裤头，这一定是去年的女临时工留下的东西了。
屋子里已经有了十几个姑娘，或忙碌或静坐。她们妍媸不一，但穿着几乎清一色的蓝布衣服，个别的穿着花衬衫。我第一次嗅到了由女人的群体发出的气味。这气味并不美妙，但富有诱惑力。我分辨不出是谁发出了什么气味，就像猫分辨不出一盆鱼里究竟是哪条鱼发出了哪种腥味一样。对了，女宿舍里有一股子臭咸鱼的气味。
一位黑瘦脸庞的姑娘站起来跟方碧玉打招呼。我恍惚在邻村见过她，大概也是个书记的女儿或儿媳之类的人物。
“方碧玉，你也来了？”她很高兴地问。
“宋金鱼呀，”方碧玉上前拉着她的手说，“你也来了？”
“来当几天工人过过瘾呀，”她说，“俺爹说每个月能挣三十多元钱，交生产队一半，还剩十几块钱呢。挣到钱，什么不买也得先买五尺花布，缝件小褂穿穿。”
她很小，顶多十八岁，脸上的五官团聚在一起，似乎还没有长开呢。
我很入迷地盯着她的娃娃脸，她瞪我一眼，说：
“你看我干什么？你是不是也要扯花布缝褂子？”
这句并不好笑的话竟让十几个姑娘咯咯地笑起来。
宋金鱼问：“方碧玉，你住上铺还是住下铺？”
方碧玉问：“你呢？”
“我正犯犹豫呢，睡上铺吧，太高，爬上爬下的，成猴啦。我睡觉不老实，万一从上边骨碌下来，还不把腰跌断？睡下铺呢，不吉利，万一上铺有个尿床的，不正好流到我脸上了吗？”
“那你就睡中铺吧！”
“好，听你的，我睡中铺，你呢？”
方碧玉想了想，说：
“我睡上铺。”
这时候毛红灯拎着孙红花的花铺盖卷儿，引导着团委书记和他的妹妹，朝着女宿舍这边来了。
“马成功，你自己去占铺吧，我能安顿自己。”方碧玉对我说着，一只手提着铺盖卷，一只手把住梯子的横梁，矫健地攀到上铺上去。铺上立即嘎嘎吱吱地响起来。
我进了隔壁的男宿舍，发现里边的格局跟女宿舍一模一样，所不同的只是更脏一些。
几十个男人，多数是青年，围着一个略有口吃、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后来我知道他名叫李志高，会写文章，会唱吕剧，尤其会唱《李二嫂改嫁》中“李二嫂眼含泪关上房门，对孤灯想往事暗暗伤心”那一段。当时他正在那儿吹牛。吹周恩来总理如何把支援朝鲜棉花的任务交给高密县，高密县如何完成任务，受到了表扬。吹得神乎其神，听得有滋有味。
我想我必须与方碧玉睡在相同的高度上，所以我爬到上铺。这里举手就可触摸瓦房的檩条、秫秸笆。麻雀隔着一层瓦在我头上唧唧叫，我能听到它们细小的脚趾行走在瓦片上时发出的声音。当时我没有在麻雀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这个崭新的热闹世界里值得我谛听观察的东西太多太多；更何况，我知道方碧玉与我仅有一墙之隔，十厘米厚的墙，上边涂抹着淫秽的图形和语言，无疑是去年的或前几年的临时工们留下的杰作。隔壁的上铺也在嘎嘎吱吱地鸣叫着，我知道，那是方碧玉在展开她的被褥。虽然隔着一堵冰冷的墙，但我感到她的呼吸正在抚摸着我的面颊。
